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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学校的故事精选5篇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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栀子花又开,带着几丝甜意,怒放于骄阳之下。蓦然回首,一学期悄然而逝。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学校故事,方便大家学习。

  学校的故事1

教育专家应邀到一所小学去指导工作。在他的日程安排上,有一节二年级的公开课。

公开课是一节美术手工课。孩子们的课桌上摆放着早就准备好的剪刀、胶棒、纸、彩笔等。老师宣布,今天要讲的内容是“少数民族娃娃的制作”。

老师精心制作了ppt课件,在《爱我中华》的背景音乐下,她动情地讲解道:“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,56个民族56朵花,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。—看,这是蒙古族汉子在骑马,这是朝鲜族姑娘在跳舞,这是哈尼族同胞在过节……”图片很漂亮,课堂气氛很热烈。

“孩子们,你们爱不爱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啊?你们为不为我们的民族大团结感到骄傲啊?”老师在眼含热泪地号召同学们回答完了这些问题之后,又打出了几个装束各异的少数民族女子,让孩子们猜猜她们分别属于哪个民族,她们的衣饰、头饰分别有什么象征意义……

时间过去一大半了,孩子们还在接受爱国主义、民族大团结、少数民族风情教育。剩下来的十几分钟,孩子们开始动手做少数民族娃娃。许多孩子根本不会使用剪刀,便索性用手去撕,做出来的少数民族娃娃粗陋不堪。老师却夸赞孩子们说:“你们真棒!”

下课了,老师让教育专家跟孩子们讲几句勉励的话。老专家也不推辞,缓缓走到讲台上,讲了下面这番话—

“孩子们啊,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几年前,我到德国去访问,走在柏林的大街上,突然遇到了雨。我没有带雨具,一身毛料西服是经不起雨淋的,我决定买把雨伞,恰好旁边就有家商店。我进了商店,跟店员说了我要买雨伞。店员热情地递给我一把德国制造的雨伞,我一看,真是一把好伞啊!再看看标价,又在心里快速地与人民币换算了下—老天!2000多元呢!太贵啦!我尴尬地问店员:‘请问有便宜些的吗?’店员又递给我一把台湾制造的伞,看看标价,相当于人民币500多元,还是贵呀!我的脸发烧了,硬着头皮又问了店员一遍:‘还有更便宜些的吗?’店员收敛了脸上的笑容,懒洋洋地抬手一指门边。我快步走过去,看到一个塑料箱子里放着许多雨伞,我找了半天,也没有找到价签,便回头怯怯地问店员:‘这伞多少钱一把?’店员咕哝道:‘中国伞,白送,不要钱。’听他这样一说,我心里那个难受啊!我的老泪,怎么忍都没能忍住—孩子们啊,我哭了。我咋能不哭呀?三把伞问下来,人家就把我当成叫花子给打发了。我拿不动那‘白送’的中国伞啊,我是冒着雨从商店里跑出来的,我的西服湿透了,我的心伤透了……孩子们啊,要想让咱的‘中国制造’叫人家瞧得起,就得从你们的手工课开始抓起啊。你们要永远记住,学会使用剪刀,比认出哪个少数民族的头饰更重要;干活精细,把粗制滥造当成一辈子的仇敌,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啊!”

老专家眼含热泪讲完了上面的话。在孩子们的掌声里,老师羞愧得无地自容,她向老专家深深鞠了一个躬,说:“谢谢您给我上了这生动的一课!我终于明白该怎样教手工课了……”

  学校的故事2

念大学时,有一个年过七旬的中文教授经常跑到我们艺术系来玩。

老头姓林,喜欢穿一件黑色的大风衣,虽是地道的文科出身,但性情并不守旧古板。他喜欢听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,喜欢跳快三、恰恰、探戈等节奏感强烈的交谊舞

那时候,学校的多媒体大厅,周一到周五讲座,周六周日用来举办交谊舞会。说是交谊舞会,其实还是有差别的。为了方便彼此交流,舞会慢慢有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,周六是学生的天下,周日则是老师的天堂。

林老头每周六晚上八点都会准时达到舞会现场。这个习惯,在我大学的四年间,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直到毕业,都是我负责挑选和播放周六晚上的舞会曲目。他经常在舞会中途主动跑来跟我搭讪,久而久之,两人慢慢熟络起来。印象中,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小伙子,多搞点劲爆的音乐嘛!大家都是年轻人。”

他每次跟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,我都笑得特别厉害。没想到,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头,还会自称年轻人,还会说劲爆这个非主流词语。

他从不参加周日的教师舞会。我很八卦地问过他到底是什么原因。他满腹牢骚地说:“和那些老头老太婆跳有什么意思?一个个都慢腾腾的,没劲儿!”

中文系经常给他发这样那样的邀请函,他也几乎从来不去。每次都说很忙。但只要我们系有文艺晚会之类的节目,他历来都是随传随到。偶尔,你忘了告诉他,他甚至还会生气,觉得你是在嫌弃他,不欢迎他。

他最不喜欢别人说他老。记得有一年开学庆典,主持人是个漂亮的小姑娘,特意在他上台发言之前,恭恭敬敬地附了句“下面有请我们学院的老督导林教授……”因为这句话,他不乐意了,接过麦克风就是一句:“我唯一能接受的带老的词语,就只有老师一个。”

毕业之后,我去了青岛啤酒厂工作。工资很低,不过业务提成很可观。周围的很多朋友不是考上了在编的教师,就是加入了省市级公务员的行列。我忙忙碌碌了很长时间后,仍然没有一分存款,心里很是着急。

半年后,我主动提出辞职。刚出来没几天,我就后悔了。工作难找不说,一切还得从头开始。奔了大半月,还是毫无头绪。我给他打了电话,想听听他的意见

那是他第一次一本正经地跟我这般说话:“人生的路上嘛,偶尔总会碰上大雾天气或大雪天气,但实在没什么可怕的。大雾、大雪总是要散去的嘛。经常抬头看看前方的路,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,清楚明天要走的方向,这才是重要的。路途坦荡的时候,不妨小跑一段,碰上荆棘挫折,也别慌乱,放慢脚步,看看沿路的风景也是好的嘛!”

这席话,我在心间记了很多年。我总觉得,这才是一个智者真正的豁达与情怀。不悲不喜,不惊不惧。得意时,加快脚步,看看前方的路,清楚自己的处境,不骄不躁;失意时,放慢身形,观赏沿途美景,等待时机,厚积薄发。

  学校的故事3

学生时代的我,貌不出众,才不惊人,像角落里的一棵小草,默默无闻。然而,再平凡的小草也渴望春天,看着同学们或有才或漂亮,肆无忌惮地欢笑,我心里也很羡慕。

在一次活动课中,实习老师竟莫名其妙地点名让我来表演节目。从未引人注意的我,顿时成了全班的焦点。我面红耳赤地想了半天,都无法想到一首新鲜的歌,只好唱《小白杨》这首老歌。

因为紧张,我好多次都唱得跑了调,高音部分还突然破了嗓,同学们全都笑翻了。

这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,从未见过这等阵仗的我,不知所措。如果可以,我宁愿还做回那棵默默无闻的小草。

但此时,实习老师欢快地说:“哟,我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,真让我想起军训的时候啊。”

同学们都安静下来了,老师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:“没想到还有同学会喜欢这样淳朴而意义非凡的歌,很有品位啊。”老师其实还是大四学生,城里人,很是幽默风趣,给我们打开了社会的一个新窗口,我们都很喜欢他。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称赞我,化解了我的尴尬。

接着,他拿把椅子坐在后面,说要和我们一起唱。没有人再笑话我,我渐渐镇定下来了,《小白杨》那悠扬的旋律飘荡在整个校园里……

从此,我的自卑感消失了,开始变得开朗活泼。实习老师要离开学校时,我向他表示感激,他认真地说:“你也很优秀,记住,小草也有春天。”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,自卑的那条河,我已趟过了。

  学校的故事4

高考那天早上,母亲把一个奶油面包和两根哈尔滨红肠送到我房间,我说:“干啥呀?不用。又不是去野游,吃个馒头蒜茄子就行了。”她说:“你不是喜欢吃红肠么?我特意买的。吃吧,今天家里啥也不用你干。”我狼吞虎咽之后,下楼挤上电车,眨眼来到哈尔滨17中考场。

进门找到座位,顿时发现问题。我们哈三中编考号时,把我编在头一个。可人家教委分配考场时,是逆着考号排的,把哈三中的考生排完了,单单剩下我一个。于是,我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学校的考生群中,第一排第一座。恕我不能公布该校的名字,因为我怕当年跟我在一个屋里考试的那些哥们儿知道后,来砸我家的玻璃。

本来是怀着“填表进北大”的平常心来高考的,突然发现满屋的考生都不认识,贫僧顿时心生歹念:我不但要自己考上北大,还要为我们哈三中的兄弟姐妹多干掉几十个对手!一定要考得他们魂飞魄散,让他们每人每科少得10分!

临考前,我们班主任、年级组长、教导主任、校长都三令五申:“不论多么有把握,谁也不许提前交卷。一人交卷,满屋皆乱。一定要反复检查验算,这不是为了你个人多得一分两分,而是为了我们哈三中的集体荣誉。”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,偏偏是我,单枪匹马坐在竞争对手的营垒中啊。我想起一句古训: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”同样是为了哈三中的荣誉,我今天要临机独断,就是要提前交卷!

于是,铃声一响就“刷刷刷刷刷”,那笔下写的不是字,一笔一画都是分啊。作文写完,才两个小时,监考的两个老师从开考20分钟就盯上了我,不断交头接耳,这更激起了我的狂妄。离终场还有半个多小时我起身交卷,前面的监考老师大惊失色,后面的那位也赶上前来,只管看我。其他考生都抬起头,满面错愕。我“啪啪啪”收拾好东西,走到门口,微微一鞠躬,轻轻说声“谢谢老师,下午见”。我知道声音越轻,举止越沉稳,在其他考生心中引起的就越是惊雷。

走出大楼,班主任老魁奔过来,敢怒不敢言地说:“你、你怎么回事儿呀?”我高声说:“太简单了,没咱们的练习一半难呢!”然后悄悄跟老魁说了实情。老魁说:“你少给我扯淡。你这么早交卷,我心脏受不了。当初你们闹文科班,我是支持你们的。今年哈三中文科,指望着你们出彩儿呢。你要是带头考砸了,让我喝西北风去啊?”我说:“没事儿,我平时都提前交,哪回不是第一嘛?”这时,许多家长上来打听,老魁就赶紧推我回家吃饭去了。

到第三天,同屋考生的心理完全被我摧垮,一个个神情沮丧,不断看表。乱翻卷子的声音夹杂着轻微的叹息声,此起彼伏。一到终场前半个小时,他们就都抬头准备看我交卷。最后一科,我交卷时,有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,也拥到前边来交卷,然后随着我向监考老师胡乱道了谢,一起走出大楼。这时,外面的许多家长都知道了我的名字,纷纷叫着:“孔庆东出来了,那个孔庆东出来了。”我心想,我又没蹲监狱,什么叫“出来了”?多不吉利呀。

这年高考,我们文科班硕果累累,不但给老魁争了光,而且一举扭转哈三中重理轻文的“极左路线”,使哈三中文理均衡,两翼齐飞,牢牢确立了在黑龙江的王者地位。

高考一落幕,我马上通过父亲的关系,到一个建筑工地当了20天工人。因为我知道,暑假以后,我就是北大的人了。我到农村下过地,到部队打过枪,到工厂玩过机器,但还没干过最重的建筑活,一辈子只有这几十天的机会了。于是,我天天扛着一百斤的水泥上八楼,提着两大桶冒着蓝烟的滚沸的沥青在脚手架上闪转腾挪。

  学校的故事5

北京大学东门,我把双手插进裤兜,走出地铁站。大人们说把手插进裤兜是在装酷,其实对于在孤独中执著行走的孩子来说,只是贪恋裤兜中的一点温存。从东门取了车,飞驰在燕园里,图书馆、百年讲堂……曾经日思夜想的地方,如今匆匆掠过我的肩膀。

上了北大,时常会接到学弟学妹们从家乡的来电,主题无非是怎样才能考上北大云云。“能吃苦。”开场白总是这么简单,轻描淡写。

高考可是甘苦自知的事,不同的是,这苦我比别人多吃了一年。

2008年6月,我肩负全家人的期望参加高考。569分——第一次高考,我以一个上不了北京任何一所重点大学的分数草草收场。

填报志愿那天我缺席了,买了一张去苏州的车票,直奔寒山寺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那年诗人张继进士落榜,失望之下来到苏州,发出这流芳百世的吟叹。从寒山寺小册子里的一句话我得到了慰藉:“落选归乡后,张继再战,终登天宝进士第。”

我决定再度走进风雨。

没跟父母商量,仅凭白羊座的一时冲动,我又回到了高三的教室里。教室换了,堆积如山的课本却还在;同学换了,埋头苦读的架势却依然;老师换了,谆谆教诲的言语却没变。

我躲进自己的小屋里,翻看高三一年积累下的卷子。试卷堆得半人高,我把错题全挑出来,重新做一遍,发现哪还有漏洞马上看书补救。

高四第一次期中考试,我排到了年级第一。新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说“得数学者得天下”。我数学很好,其他科基础也不错,考个北大清华是很有希望的。我只是淡淡一笑,轻轻点头。

偶尔翻看校内网上同学发的大学生活照片,我每月还会跟远在北京享受大学灿烂生活的竣竣保持着书信联系。她在信里提到五道口大学城,说她那低调而不妥协的可爱信纸是在“光合作用”买的,她在五道口得到的第一个生日蛋糕是“多乐之日”,她说有一家叫“红英”的小店卖的衣服很有风格。我藏在高高的书堆后,想象着传说中的五道口。这样愉悦的文字,日后被我们称作“爱五道口主义教育”,也给了我坚持下来的理由。

高四的考试一如既往地多,我的成绩仿佛纳斯达克指数一样,有起有伏。不过与去年焦虑不安相比我淡定了许多。我学会了在周围同学都抱怨卷子太难时,把分数丢在一边,拿起卷子分析错题。

生活很单调,有时走入熙熙攘攘的人群,却感觉孤独,不知找谁倾诉。学校十一层教学楼顶上有个小天台几乎每次考完试,我都会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上去,把那些不愉快的小情绪一吐为快。

为了方便高四的同学快马加鞭,学校把一层的教室设置为通宵自习室,节假日不休。每天下了晚自习我还会到那里学上几个小时。为了不失去做题的感觉,大年三十那天,我还是骑着小捷安特穿过冷清的街道来到自习室。我以为自己一定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小蜜蜂了,没想到三排靠窗的位子早就有人了。

我佩服地一瞥——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,眉宇间气宇轩昂,我们相视一笑。我牺牲了春晚,想把下午做错的几道英语题总结一下。十点钟,教室里只有我们俩,“现在回去应该还可以赶上赵本山的小品”。我回头,原来他正和我说话呢。

我们一起骑车回家,聊了一路。他去年只差三分与清华失之交臂,跟我一样也是复读生。他说他不像去年那样慌乱了。知道该在哪个阶段做什么,更自信更从容了。可能大家都是复读生的缘故,很多东西感同身受。从此我们每天一起上自习,骑车回家,一起做八字还没一撇儿的北大清华梦。他偶尔会给我讲讲数学题,我在英语上也可以给他指点一二。

日历终于翻到了6月7号,一年以后我又走上了高考的战场。铃声响起,拆封试卷。奋笔疾书,这个场景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。一年前的心慌意乱没有了,经过又一轮的磨炼,我眼中多了几分从容和坚定。

十五天以后,我和爸爸妈妈守在电话机前,凌晨十二点准时打电话查询成绩,每出一科单科成绩我们都在尖叫,当报到总分667时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时收到那个男生的短信:“可以一起去北京吗?”我回复一个笑脸。

后来,竣竣信里提起的五道口娓娓闯入我的生活,我穿过一条中关村大街就可以和清华的他见面。至此,幸福像杯子里的水溢了出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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